美国发明专利创造性的历史：从“足够重要”到“非显而易见”

美国专利创造性的发展，并非授权门槛不断提高的单向过程，而是判断标准逐步客观化的历史：从笼统评价发明的价值，转向考察现有技术、普通技术人员的能力和技术组合的合理性，在激励创新与维护公共领域之间寻找平衡。

一、制度的起点：保护发明，是为了促进进步

美国专利制度深受英国法律传统影响。英国《垄断法案》及其背后的反垄断观念，提供了一项重要启示：排他性权利不能仅仅来自权力的恩赐，而应当具有能够向社会说明的正当理由。对于发明而言，这一理由就是促进技术进步。

美国专利制度的宪法依据，是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。宪法1条第8款第8项授权国会，通过在有限期间内保障作者和发明人对其作品与发现的专有权，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。

这一规定确立了专利制度的基本方向：给予发明人一定期限的排他性权利，是促进进步的手段，而不是制度的终目的。专利保护既要让创新者获得回报，也不能使社会为没有足够技术贡献的改动承担不必要的排他成本。

由此，一个贯穿美国专利史的问题逐渐浮现：究竟什么样的改进，才值得国授予专利？

如果标准过低，普通技术人员自然能够完成的调整，也可能被划入私人权利范围；如果标准过高，具有实际贡献的渐进式创新，又可能被排除在保护之外。

创造性要求的形成，正是在这两种风险之间不断寻找边界。它既关乎发明人的利益，也关乎其他技术人员能否继续自由地研究、改进和应用已有知识。

二、早期立法的探索：从“足够重要”到排除简单改变

1790年，美国国会通过首部联邦专利法，即《促进实用技艺进步法案》。这部仅有七个部分的法律规定，对于此前未知、未被使用的有关技艺、制造物、机器、装置及其改进，在被认定为“足够有用和足够重要”时，可以授予专利。

“足够有用”与“足够重要”并列出现，反映出早期制度并非只关心发明能否使用，也试图评价其是否值得给予排他保护。不过，“足够重要”还不是后来成熟的非显而易见性标准。

较为稳妥的理解是：它体现了筛选发明价值的早期意识，而不是已经建立了独立、清晰的创造性判断规则。不能因为后来的制度需要创造性，就把早期法条中的所有价值判断都解释为现代创造性要求。

当时，专利审查由国务卿、战争部长和司法部长组成的委员会承担。包括时任国务卿托马斯·杰弗逊在内的政府要员，需要直接处理申请，这使制度运行面临较重负担。

1793年，新专利法取代1790年法，取消原有的实质审查安排，转向登记制。授权前的行政筛选随之减弱，专利是否有效的问题，更多留待法院在争议中解决。

新法将授权条件表述为“新的和有用的”，同时在第二部分明确排除对机器或物质组成的形状、比例所作的简单改变。

这一变化值得注意：虽然“足够重要”被删除，法律却通过排除某些简单改变，继续表达对低水平改动的警惕。它尚未形成现代创造性理论，却已经触及其核心问题——存在差别，并不意味着这种差别足以支持一项专利。

三、普通技师的界线：新的、有用的，仍然可能不够

进入19世纪，美国专利制度逐步完善。1829年的 Pennock v. Dialogue 案处理了发明人在申请前允许发明公开使用、销售所产生的权利障碍；1836年修法则恢复并建立了更专业化的审查制度。前者主要涉及公开利用与专利权之间的边界，不能直接等同于创造性规则。

在创造性的发展史上，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 Hotchkiss v. Greenwood 案。该案属于1850年开庭期，实际判决作于1851年，因此资料中会出现两种年份标示。

案件涉及一种黏土或陶瓷把手及其连接方式。争议并不只是“陶瓷把手以前有没有”，因为黏土把手本身已经存在。真正需要判断的是：将这种材料用于既有的把手连接结构，是否超出了相关行业普通技师的能力。

高法院认为，如果完成该改进所需的独创性和技能，没有超过熟悉该行业的普通技师所具备的水平，就不足以支撑专利。即便产品可能更好或更便宜，也不能仅凭这些优点认定存在可授予专利的发明。Hotchkiss 判决原文

这一步，使评价重心发生了重要变化。问题不再只是“有没有相同的东西”，而是进一步追问：“即使以前没有完全相同的东西，这种改进是否仍然只是普通技师的工作？”

这里已经可以看到新颖性与创造性之间的区别：新颖性关注是否已有，创造性则进一步评价从已有技术走向涉案方案的难易程度。

从后来的制度发展看，Hotchkiss 案为非显而易见性奠定了司法基础。但它并未直接建立今天完整的103条体系，也没有宣布一切材料替换都不能获得专利。应当把握的，是其确立的比较尺度，而不是把具体结论变成机械禁令。

四、“灵感闪现”的争议：当技术评价带上天才想象

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美国围绕专利排他性与市场竞争的关系展开了激烈讨论。创造性判断中的严格倾向，在1941年的 Cuno Engineering Corp. v. Automatic Devices Corp. 案中得到鲜明体现。

该案涉及汽车点烟器的改进，即在已有装置上增加温控功能，使其达到适当温度后自动断开。高法院认为，涉案改进没有超出行业技能的运用，并使用了后来广为争议的表述：新装置即使有用，也应体现“创造性天才的闪现”，而不仅是职业技能的施展。

这种表达的问题，在于容易把对技术方案的评价，转化为对发明人精神活动的想象。究竟什么才算天才？如何证明某项成果来自灵感，而不是来自反复试验？如果裁判需要回答这些问题，标准就很难稳定、统一地适用。

不过，也不能据此断言，该案确立了“凡长期研究所得成果均不可专利”的绝对规则。法院仍然分析了现有技术和具体组合，只是“灵感闪现”的措辞给发明门槛带来了模糊性，也容易造成对研发过程的不当区分。

技术创新既可能来自偶然启发，也可能来自长期积累。形成过程不同，并不必然意味着技术贡献存在高低。

这一争议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：创造性标准需要排除普通技术工作的自然结果，但不能把法律意义上的发明等同于不可解释的天才瞬间。否则，制度就会偏离对实际技术贡献的评价。

五、1952年的转折：评价技术成果，而非发明方式

1952年，美国对专利法进行系统修订，奠定现代美国专利法的基本结构。其中重要的变化之一，是通过103条，将长期存在于判例中的发明门槛，明确表述为成文法上的非显而易见性要求。

按照当时的条文，即使申请保护的主题没有被现有技术相同地公开，如果其与现有技术之间的差别，使该主题作为一个整体，在发明完成时对相关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而言仍然显而易见，也不能获得专利。

这意味着，新颖性与非显而易见性承担不同任务：前者关注既有技术是否已经公开相同发明，后者关注在既有技术基础上，普通技术人员是否容易得到所要求保护的整体方案。

103条还特别规定，不能因为发明形成的方式而否定其可专利性。无论成果来自长期试验，还是偶然启发，判断都应回到技术方案本身，而不是追问其诞生过程是否具有传奇色彩。

从制度意义上看，这消除了把“灵感闪现”作为必要条件的空间。但不能进一步推导为“现有技术是唯一判断因素”，因为普通技术水平、整体方案以及有关客观证据，同样会影响非显而易见性的结论。

还应注意，1952年立法并不是凭空创造一项全新要求。高法院后来在 Graham 案中强调，103条是对既有司法原则的成文化，而不是授权法院任意改变发明门槛。

其关键进步，在于为判断提供了更明确、可解释的法律语言。发明人不必证明自己是天才，审查者也不能只凭直觉认定某项成果不够高明。双方需要围绕技术事实，说明方案为什么容易想到，或者为什么并不容易想到。

六、Graham 四要素：让创造性判断建立在事实之上

1966年，高法院在 Graham v. John Deere Co. 案中，进一步说明应当如何适用103条。它没有给出一把可以机械测量创造性的尺子，而是确立了开展判断所需的事实调查框架。

**一，确定现有技术的范围和内容。**必须先弄清此前已经存在什么技术，不能依据笼统印象评价发明。

**第二，明确现有技术与争议权利要求之间的差别。**评价对象是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方案，不能只围绕产品名称或某个孤立部件展开。

**第三，确定相关领域的普通技术水平。**同一种改动，在不同技术条件下，其实现难度和可预期程度可能不同。

**第四，考虑商业成功、长期未获解决的需求、他人的失败等客观因素。**这些通常被称为“辅助性考虑因素”，共同构成通常所说的 Graham 四要素。

这些要素将判断从“法官觉得有没有发明”，转向可以讨论、举证和复核的事实基础。尤其是发明形成前后的真实行业反应，有助于防止裁判者在看到答案后，低估当时解决问题的困难。

当然，产品卖得好，并不自动证明其具有非显而易见性。商业成功可能来自广告、渠道或价格优势。相关证据需要与所要求保护的发明建立联系，才能对技术评价产生实质意义。

同时，也不能因为名称中有“辅助”二字，就认为可以随意忽略这些证据。适当提出的客观证据属于整体判断的一部分，而不是结论形成后可有可无的装饰。

因此，Graham 框架的价值，不是把事实简单列成清单，而是要求结论能够从事实中得到说明：当时已知什么，普通技术人员具有什么能力，涉案方案又究竟跨出了怎样的一步。

七、从 TSM 到 KSR：既防止事后拼接，也不排斥常识

在 Graham 框架下，组合发明始终是判断难点。多数技术进步并非所有部件都全新，而是把已有手段以新的关系组织起来。问题在于：已知部件的组合，什么时候属于普通改进，什么时候构成应受保护的发明？

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发展、运用了通常称为 TSM 的“教导—启示—动机”分析方法，要求为组合现有技术提供理由。1985年的 Interconnect Planning Corp. v. Feil 案，就强调不能拿发明人的方案当蓝图，再从不同资料中挑选部件，拼成所谓的显而易见结论。

这一方法具有合理目的：防止事后分析。知道答案之后，人们往往容易觉得解决方案理所当然；但发明完成后的可理解性，并不能证明发明完成前的可预见性。

问题出在僵化适用。如果一定要求文献明确写出针对特定组合的指示，就可能忽略工程实践中的常识、设计需求和普通技术人员的推理能力。因此，将 TSM 整体描述为“把技术人员创造能力降为零”，也过于绝对。

2007年，高法院在 KSR International Co. v. Teleflex Inc. 案中纠正了这种狭窄做法。该案涉及可调节踏板与电子控制技术的结合，法院强调，普通技术人员具有普通创造能力，而不是只会照搬文字的自动机器。

由此，组合动机不必只来自文献中的明示教导，也可能来自设计需要、市场压力和技术常识。在存在有限数量、已经识别且结果可预测的解决方案时，尝试其中方案并获得预期成功，也可能属于显而易见。

但是，“可以尝试”不等于“一定显而易见”，“能够组合”也不等于“有理由这样组合”。判断仍须解释，为什么当时的普通技术人员会沿着这条路径前进，而不能以一句“属于常识”代替证据和推理。

来源：专利十年 免责声明：版权归原创所有仅供学习参考之用，禁止用于商业用途，部分文章推送时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，若来源标错误侵犯到您的权益烦请告知我们将立即删除。